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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惠金融的发展上——被高估的IPC微贷和被低估的金融科技

《21世纪经济先驱报》,四天前,我想分享“最近,有媒体报道讨论金融技术在促进包容性金融发展中的作用。首先,我得出结论,来自金融技术的联合贷款或贷款援助不是包容性信贷的唯一解决方案。

许多问题都有不止一个解决方案,报告用很长的篇幅证明了这一常识。 报告重点介绍了德国IPC小额信贷技术和蒂龙银行的实践案例。它认为IPC代表的顺风控制模式是普惠信贷的另一条出路

那么,IPC小额信贷技术真的那么乐观吗?互联网银行和其他机构拥有的金融技术在包容性金融中的作用是否被低估?

1。美化后的IPC和蒂龙银行模式”“网上商业银行每笔贷款一般不超过5万元,而建行一般可以做到200万元以上,而蒂龙银行等银行可能需要做到中间区间 “

所谓的“蒂龙银行模式(Tyrone Bank Model)”是指十多年前从德国引进到中国的IPC小额信贷技术,其特点是采用劳动密集型的全方位客户经理制度来检查借款人偿还贷款的能力和意愿。 更直截了当地说,“目前在蒂龙银行,一名账户经理平均可以负责约100户家庭,有必要逐一记录和跟踪对农村居民的后续服务”。"这是蒂龙的商业模式,贷款机构没有必要协助贷款."

在本报告中,IPC模式的效果被“美化” 报告称,蒂龙银行的净利润增长基本在20%左右,甚至更高。 但事实上,蒂龙银行在其网站上披露的年度报告显示,2016年至2018年,其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为35%、20%和14%(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数字,不包括小数位数)33,354。显然,泰隆银行过去三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一直在大幅下降。

深入农村,与农民直接联系,为贴近皮肤的农民提供金融服务.很容易想到尤努斯创立的格莱珉银行,他获得了诺贝尔慈善奖。 1979年,尤努斯在经历了许多困难之后,在孟加拉国成立了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向穷人提供贷款,支持他们发展生产,改变他们的命运。 有些人对这个故事的印象仍然停留在“选村民当参谋”和“普及教育”的标签上,好像这与金融技术无关。 殊不知,格莱珉银行几十年来也一直在探索和发展,并努力与金融技术携手共进。 就在不久前(2019-1024),格莱珉与中国一家大型普惠金融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从中可以获得的恰恰是其中国合作伙伴的“强大金融技术优势”,这可以为尤努斯希望使用的新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发展。 “

格莱珉银行,一个包容性金融的世界典范,正积极与金融技术携手合作。以蒂龙银行为代表的小额贷款模式实际上是在试图拥抱金融技术。

泰隆银行在其网站上发布的2018年度报告中表示,“报告期内,公司采取了一系列信用风险应对策略,完善了基于金融技术的创新体系,加强了数据驱动,加快了模型构建。” 一是完善大数据平台建设,引入十种外部数据源。二是完善数据驱动的风险控制全过程……”“IPC”没有出现在泰隆银行的年报中。

2。发展不平衡是不够的,在普惠金融领域也很突出。

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们对更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与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一重要结论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发展不平衡,包括城乡不平衡、地区不平衡和产业不平衡;发展不足,包括一些领域,一些领域,一些方面发展不足的问题,发展的任务仍然很重。

具体而言,在普惠金融领域,发展不平衡反映在以下事实上:传统银行往往雪上加霜,而不是不愿意或害怕及时提供援助。资金充裕、资产质量高的大型企业越多,获得银行贷款就越容易。需要较长研发投资期的初创企业、轻型资产、新模式和小型企业越多,就越难从传统银行获得贷款。虽然他们更需要贷款,将来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惊喜,但33,354家传统银行不敢也不会向他们贷款,因为整体风险较高,依靠传统方法对小额贷款进行可靠的风险评估太高。

泰隆银行的平均贷款额超过30万元,主要针对小微企业。它以稳定的社会结构为基础,通过客户经理对借款人及其熟人圈子进行深入的社区调查,并根据统一的标签进行风险评估。 这种模型适用于特定社会结构中的特定对象,能够真正考虑到金融的“包容性”和一定程度的风险防控。 然而,这类物品的总量是有限的,并且可能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加速而减少。 事实上,中国的蒂龙银行和国际格拉明银行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拥抱金融技术。

此外,由于成本和其他问题,蒂龙银行仅选择性地达到了数十万个包容性金融目标。 为什么不使普惠公司的贷款业务更加“通用”,为借款人提供更少的单一贷款?主要原因是成本问题,这取决于蒂龙银行的“IPC”模式。他们负担不起为更“普通”的物品服务的成本,主要是劳动力成本。 这正是金融技术的优势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泰隆银行在将平均贷款额降低到30万元以上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然而,如果普惠公司的服务要“更加平衡和充分”,普惠公司的服务需要“更加普遍”,平均贷款额更低,达到或满足越来越多的低水平贷款需求。 这正是金融技术的优势

3。联合贷款是促进更“普遍”和“有益”金融的重要途径。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质量升级和消费升级的新阶段。小微企业和个人客观上需要更多更好的财政支持

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高运营成本和风险成本是促进普惠金融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些传统银行有金融科技的基础来面对上述问题,而新兴的网络银行在这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中央监管部门也在最近的文件中点名并确认了这两类银行的代表。

2019年9月2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9年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 报告称,“通过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积极引导各类机构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例如,中国建设银行的“小微速贷”全过程网上融资模式和基于网上大数据风控制的网上招商银行的“310”模式 “

除了上述两类银行在普惠金融的道路上前进之外,传统银行和互联网银行之间的联合贷款也开始出现。一些缺乏自身金融科技能力的传统银行与在这一领域具有优势的互联网银行合作,共同向包容性金融目标提供贷款。 合作双方一般遵循“优势互补、信息共享、独立风险控制、风险承担”的原则 传统银行利用网上银行提高审计和风力控制效率,但它们拥有独立的决策权和独立的风力控制系统。 双方应根据出资比例承担相应风险,任何一方均无需垫底或担保。

根据银保监委员会相关文件,“普惠金融”指的是单笔授信额度在1000万元以下的贷款,并对商业银行每年普惠金融业务的发展提出了量化要求。实践中,在万元的区间内,各商业银行优先争抢接近单笔1000万元的蛋糕,这是市场规律使然,无可厚非。但这些“普惠金融”中的“大蛋糕”也是有限的,多数银行无论从经济效益还是社会责任角度,都需要直面“普惠金融”单笔额度无限接近0元的那一端,都需要直面与互联网银行联合贷款的课题。

联合贷款实践中,就让各个市场主体基于相关规定,自行判断、自担风险在金融科技助力普惠金融之路上,就让市场的归市场,让科技的归科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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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报道,讨论金融科技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并开宗明义得出结论:借力金融科技的联合贷款或助贷,不是普惠信贷的唯一解决方案。

许多问题的解决方案都不止一个,报道用长篇幅印证了这个常识。报道中重点介绍了德国的IPC微贷技术和泰隆银行的实践案例,认为IPC为代表的线下风控模式,是普惠信贷的另一条出路。

那么,IPC微贷技术这条路,真的那么乐观吗?互联网银行等机构所拥有的金融科技,在普惠金融中的作用有没有被低估?

1、被美化的IPC和泰隆银行模式

“网商银行笔均贷款一般不超过5万元,建行一般可以做超过200万元的,中间区间则可能需要泰隆银行这样的银行去做。”

所谓“泰隆银行模式”,是指十几年前从德国引入中国的IPC微贷技术,以劳动密集型的全能客户经理制度为特征,考察借款人的还贷能力和意愿。说得通俗一点“目前在泰隆银行,一个客户经理平均可以负责100户左右,需要对农村居民一个个建档并跟踪后续服务”;“这是泰隆的商业模式,不需要助贷机构来辅助放贷”。

这篇报道中,对IPC模式产生的效果进行了“美化”。报道说,泰隆银行“净利润增速基本在20%左右甚至更高”。但实际上,泰隆银行在其网站披露的年报显示,从2016年度到2018年度,其净利润的增长率分别为35%、20%、14%(四舍五入,略去小数点后数字)显然,泰隆银行最近3年的净利润增速在连续地较大幅度地下滑。

深入农村,直接接触农民,贴身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很容易让人想起曾获诺贝尔慈善奖的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1979年, 历尽周折的尤努斯在孟加拉成立了格莱珉银行,向贫困人口发放贷款,支持他们发展生产、改变命运。部分人对这个故事的印象依然停留在“选用村民当工作人员”、“教育普及”等标签上,好像它跟金融科技没有任何关系。殊不知,几十年来格莱珉银行也在探索发展,并努力与金融科技牵手。就在近日(),格莱珉与中国一家大型普惠金融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而其可能从中获得的恰恰是中方伙伴的“强大的金融科技优势,能在尤努斯希望使用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上给予更多支持和发展。”

普惠金融的世界典范格莱珉银行在积极与金融科技牵手,泰隆银行为代表的小微贷款模式其实也在努力拥抱金融科技。

泰隆银行在其网站发布的2018年年报中表示,“报告期内,本公司采取了一系列信用风险应对策略,并完善以金融科技为依托的创新体系,强化数据驱动,加快模式模型化建设。一是完善大数据平台搭建,引入十大类 外部数据源;二是健全数据化驱动的全流程风险管控……”泰隆银行年报中,并没有出现“IPC”。

2、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在普惠金融领域也很突出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要论断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反映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发展不平衡,包括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地域之间的不平衡、产业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不充分,则包括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一些方面还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发展的任务仍然很重。

具体到普惠金融领域,发展的不平衡体现在,传统银行倾向于锦上添花,而不愿或者说不敢雪中送炭,越是资金充裕、资产优质的大企业,越容易得到银行贷款;越是初创期、轻资产、新模式、需要较长研发投入期的规模尚小的企业,越难以得到传统银行贷款,虽然它们更需要贷款,而且将来可能为社会带来惊喜但传统银行不敢也不愿贷款给它们,因为整体风险较高,而要依靠传统的手段为一笔笔小额贷款做扎实的风险评估,成本太高。

泰隆银行的笔均贷款额为30多万元,主要针对小微企业,是基于稳定的社会结构、通过客户经理深入社区对借款人本人及其熟人圈进行考察,按照统一的标注进行风险评估。这一模式在特定社会结构中、应用于特定对象,确实能一定程度地兼顾到金融的“普惠”和风险的防控。但这类对象的总量是有限的,而且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加速,总量可能递减。实际上,我国的泰隆银行们和国际上的格莱珉银行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也在积极拥抱金融科技。

而且,由于成本等问题,泰隆银行们也只选择性地触达了笔均几十万的普惠金融对象。之所以不把普惠金融的贷款业务做得更“普”,为单笔贷款更小的借款人服务?主要原因还是成本问题依靠泰隆银行们的“IPC”模式,他们承担不起服务更“普”对象的成本,主要是人力成本。而这恰恰是金融科技的优势所在。

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泰隆银行们能把笔均贷款额降到30多万元已经是一大进步。但是普惠金融提供的服务要“更平衡更充分”,就需要普惠金融更“普”,笔均贷款额更低,触达或者说满足更多更低层的贷款需求。而这恰恰是金融科技的优势所在。

3、联合贷款是推动金融更“普”更“惠”的重要路径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提质换档、消费升级的新阶段,小微企业和个人客观上需要更多、更好的金融支持。

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运营成本、风险成本高,是普惠金融推进中要解决的现实问题。部分传统银行具备直面前述问题的金融科技基础,而新生的互联网银行则在这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中央监管部门在最近的文件中,也点名肯定了这两类银行的代表。

2019年9月29日 ,中国银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2019年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 。报告称,“ 积极引导各类机构借助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如,建设银行‘小微快贷’全流程线上融资模式、网商银行基于线上大数据风控的‘310’模式。”

而除了上述两类银行在普惠金融之路上各自前行外,传统银行和互联网银行之间的联合贷款也开始出现,一些自身缺乏金融科技能力的传统银行与具备这方面优势的互联网银行合作,对普惠金融对象联合贷款。合作双方一般遵循“优势互补、信息共享、独立风控、风险自担”的原则。传统银行借助互联网银行提高审核和风控效率,但具有独立决策权和独立的风控体系。双方按出资比例承担相应风险,不要求其中一方进行兜底或者担保。

根据银保监委员会相关文件,“普惠金融”指的是单笔授信额度在1000万元以下的贷款,并对商业银行每年普惠金融业务的发展提出了量化要求。实践中,在万元的区间内,各商业银行优先争抢接近单笔1000万元的蛋糕,这是市场规律使然,无可厚非。但这些“普惠金融”中的“大蛋糕”也是有限的,多数银行无论从经济效益还是社会责任角度,都需要直面“普惠金融”单笔额度无限接近0元的那一端,都需要直面与互联网银行联合贷款的课题。

联合贷款实践中,就让各个市场主体基于相关规定,自行判断、自担风险在金融科技助力普惠金融之路上,就让市场的归市场,让科技的归科技吧。